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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许多青年汉学家而言，上海之前的生活更多的是一种准备与等待的积淀。它呈现出碎片化的面貌：借用的图书馆、时断时续的网络连接、通宵翻译那些“看似简单却笔画繁复”的汉字，以及为了支撑一种往往难以维生的智识志业而不得不从事多份兼职工作。对于我们这些来自被贴上“发展中国家”标签的地区的人来说，中国学并非一项无缝衔接、连续推进的事业；它常常只能在遥远的地方被想象，通过屏幕、二手书和曾经也学会等待的老师的耐心，被一点一点拼凑出来。在这一阶段，上海更像是悬置于时间中的承诺。

　　能够受到世界中国学大会的邀请而前往上海——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相聚、报告研究、与那些同样走上这条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道路的同行同台发言——本身已是一种殊遇。然而，这种经历的意义又超越了“资格”“成绩”或“成就”的范畴。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扇罕见的敞开之门：在机会常常是“间歇性”而非“累积性”地出现的生活中，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交汇点。某些青年汉学家自带光环，他们或为知名学者、领导者，甚至是欧洲王室成员；然而更多的学者则来自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的普通家庭。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研究论文，还有一整套“努力的地理学”（entire geographies of effort）：一双唯一耐穿的鞋、一套借来的正装，以及来自家庭的无声期许。

　　在上海与各国青年汉学家们相聚的那些日子里，时间本身仿佛被重新分配了比例。冬季的上海以另一种调性刺激感官，正如夏季的上海也有不同的气质。行走于城市街头，身体对于一种抵抗“急迫”的运动形式格外敏感。一位老妇人骑着自行车缓缓驶过，车的后面系着一辆小拖车，速度只有行人步伐的一半。被人超越时，她在寒风中微笑；风像素描的线条般掠过她的脸庞。她轻轻哼着一段旋律，几乎难以听清，却又无法错认那是中国独特的曲调。她的时间宽广而从容：她并非奔赴某个终点，而更像是在一个终点之中穿行。这使我想起福克纳笔下的那种提醒——继续并非出于活下去的本能，而是出于欲望的引导——沿着某条道路前行，正是我们不断作出的选择。

　　这类会议中常发生的一种情形是，城市本身成为了一位老师。某个清晨，两个农民跨过结冰的溪流，重复着一种既推动他们又消耗他们的动作。他们的步伐熟稔，几乎到了不假思索的程度，也看不出任何吃力的样子。观看这一幕时，我反而感到一阵怪异的不安，仿佛被一个过去的体育老师当面质问：他一边嘲笑我们平稳的慢跑，一边又要求我们突然冲刺、急停。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通过“努力”来衡量进步？为什么我们总是不信任缓慢，或者把从容误认为浅薄？

　　在会议室与教室里，多种语言此起彼伏、相互交织。口音把普通话折射出新的形态；英语也呈现出复数的面貌。论文被宣读，理论被辩论，参考书目被交换。然而，在这些正式的发言之下，还有另一层隐秘的沟通在持续发生：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学术上的论证，更多的是“个人的传记”。发言意味着暴露自己的来处，而倾听则是理解未来可以被如何不同地构想。在这种场域里，分享研究不仅仅是学术练习，它更像是“生活世界”的交换。这些相遇悄然改变着参与者对知识本身的理解：知识从何而来、由谁生产、在何种条件下得以成立。